[李克強] 李克強的悲劇也是中國改革的悲劇
上壹個周末，是中國前總理李克強去世後的周年祭日。或許因為萬聖節前上海人民的變裝狂歡和當局的針對性控制，李克強的周年祭似乎被公眾遺忘了。
當然，中國官方並未遺忘，反而采取了幾乎所有措施嚴防他的周年祭日演變為可能的大規模紀念和抗議，其中也包括刻意的壓制所有相關紀念消息，似乎有意抹去李克強的痕跡。在10月26-27日的周末，官方沒有發布任何公開的紀念文字，在社交媒體上自發出現的少數文章也被嚴格限制轉發。
同樣在這個紀念日前後，在北京和上海的多家高校，教職工被要求全員上崗，嚴防校園任何異動。北京以長安街和北叁環為重點，全線戒備，到處都是較平時多幾倍的警察、輔警和便衣，較每年6月3-4日天安門屠殺紀念日前後的安保有過之而無不及。
對壹位中共曾經的第贰號領導人來說，身後第贰年就遭受如此待遇，不能不說是壹種悲劇，起碼在中國的儒家傳統倫理看來，是為大不敬。然而，在政治倫理敗壞之外，李克強的悲劇毋寧代表著中國改革的悲劇，他的總理生涯、去世和身後都更像是這場悲劇性改革事業的壹個犧牲。
以他的政治生涯來論，作為文革後“新叁屆”法律專業北大學生和隨後的北大團委書記，李克強有著完整的從法學本科到經濟學博士的教育背景，先後師從龔祥瑞和厲以寧，堪稱文革後新叁屆大學生的精英。可以說，他從上北大開始就進入了胡耀邦主導的“團系”的培養管道，代表了鄧小平時代幹部年輕化、專業化的選拔方向，甚至也和胡錦濤等人壹並列入中共最高領導人候選人。
李克強非常窩囊地離開人世
然而，2012年中共政治發生了轉變，李克強被迫充當壹位文革時期“工農兵學員”總書記的副手，無論他的拾年總理任期內如何郁郁寡歡，至少，在黨內，他不僅無力堅持改革開放的鄧小平路線，無力阻止中共幹部體系的蛻變，也無力捍衛中共的集體領導體制而被壹人僭取，眼看著中共的改革開放壹步步走向終結。而他個人，連同整個改開以來唯壹的內部新生派系——整個團派的政治力量，如同中共的贰拾大上胡錦濤被架出會場，也隨著改革路線的終結而提前結束了，而非常窩囊地離開人世。
因為幹部競爭，某種意義上消耗著中共內部最多的資源，是中共體制的核心，既是中共革命成功的所在，即列寧主義的革命幹部路線，也是中共1979年有限改革開始以來最重要的改革，更是所謂前後叁拾年最不壹致的地方，同時還是阻礙中共開放黨內競爭、開放黨禁、擁抱民主轉型的關鍵。
中國處於晚清帝王專制下的混亂
如果說李克強的最後拾年所代表的改革路線的專業幹部與紅色貴族的共治，也是鄧小平改革開放路線終結時刻的過渡，這壹切都在李克強去世後就結束了，中共仿佛回到了壹個既非毛時代、又非鄧時代而更接近晚清帝王專制下的混亂。
這當然是鄧小平有限改革路線自身所包含的內在瓶頸，而在李克強和他的團派同事的身上，我們同樣能看到這種局限。這種局限壹次次地在胡耀邦的命運、1989年對學運的曖昧、胡錦濤時代的保守和維穩等等關鍵時刻、關鍵政策、對關鍵政治力量的支持或拒絕的選擇上體現出來，壹次次錯過和拒絕擁抱民主轉型的機會，最終走向了今天中國之命運，也注定了李克強身後的命運——無法作為壹個改革的活化石、前後叁拾年不壹致的見證者，在反改革的時代裡繼續生存下去。
當他選擇了與壹個拒絕開放黨內、黨際競爭的競爭對手共治的開始，他的政治生命和肉體就都選擇了死亡。他的悲劇正是中國改革的悲劇，壹個選擇經濟改革而在政治改革面前踟躕不前的悲劇性路線，最終葬送了所有的改革者。這或許就是李克強的周年祭日裡，人們無限惋惜卻難以再說甚麼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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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沒人說話啊，我想來說幾句
當然，中國官方並未遺忘，反而采取了幾乎所有措施嚴防他的周年祭日演變為可能的大規模紀念和抗議，其中也包括刻意的壓制所有相關紀念消息，似乎有意抹去李克強的痕跡。在10月26-27日的周末，官方沒有發布任何公開的紀念文字，在社交媒體上自發出現的少數文章也被嚴格限制轉發。
同樣在這個紀念日前後，在北京和上海的多家高校，教職工被要求全員上崗，嚴防校園任何異動。北京以長安街和北叁環為重點，全線戒備，到處都是較平時多幾倍的警察、輔警和便衣，較每年6月3-4日天安門屠殺紀念日前後的安保有過之而無不及。
對壹位中共曾經的第贰號領導人來說，身後第贰年就遭受如此待遇，不能不說是壹種悲劇，起碼在中國的儒家傳統倫理看來，是為大不敬。然而，在政治倫理敗壞之外，李克強的悲劇毋寧代表著中國改革的悲劇，他的總理生涯、去世和身後都更像是這場悲劇性改革事業的壹個犧牲。
以他的政治生涯來論，作為文革後“新叁屆”法律專業北大學生和隨後的北大團委書記，李克強有著完整的從法學本科到經濟學博士的教育背景，先後師從龔祥瑞和厲以寧，堪稱文革後新叁屆大學生的精英。可以說，他從上北大開始就進入了胡耀邦主導的“團系”的培養管道，代表了鄧小平時代幹部年輕化、專業化的選拔方向，甚至也和胡錦濤等人壹並列入中共最高領導人候選人。
李克強非常窩囊地離開人世
然而，2012年中共政治發生了轉變，李克強被迫充當壹位文革時期“工農兵學員”總書記的副手，無論他的拾年總理任期內如何郁郁寡歡，至少，在黨內，他不僅無力堅持改革開放的鄧小平路線，無力阻止中共幹部體系的蛻變，也無力捍衛中共的集體領導體制而被壹人僭取，眼看著中共的改革開放壹步步走向終結。而他個人，連同整個改開以來唯壹的內部新生派系——整個團派的政治力量，如同中共的贰拾大上胡錦濤被架出會場，也隨著改革路線的終結而提前結束了，而非常窩囊地離開人世。
因為幹部競爭，某種意義上消耗著中共內部最多的資源，是中共體制的核心，既是中共革命成功的所在，即列寧主義的革命幹部路線，也是中共1979年有限改革開始以來最重要的改革，更是所謂前後叁拾年最不壹致的地方，同時還是阻礙中共開放黨內競爭、開放黨禁、擁抱民主轉型的關鍵。
中國處於晚清帝王專制下的混亂
如果說李克強的最後拾年所代表的改革路線的專業幹部與紅色貴族的共治，也是鄧小平改革開放路線終結時刻的過渡，這壹切都在李克強去世後就結束了，中共仿佛回到了壹個既非毛時代、又非鄧時代而更接近晚清帝王專制下的混亂。
這當然是鄧小平有限改革路線自身所包含的內在瓶頸，而在李克強和他的團派同事的身上，我們同樣能看到這種局限。這種局限壹次次地在胡耀邦的命運、1989年對學運的曖昧、胡錦濤時代的保守和維穩等等關鍵時刻、關鍵政策、對關鍵政治力量的支持或拒絕的選擇上體現出來，壹次次錯過和拒絕擁抱民主轉型的機會，最終走向了今天中國之命運，也注定了李克強身後的命運——無法作為壹個改革的活化石、前後叁拾年不壹致的見證者，在反改革的時代裡繼續生存下去。
當他選擇了與壹個拒絕開放黨內、黨際競爭的競爭對手共治的開始，他的政治生命和肉體就都選擇了死亡。他的悲劇正是中國改革的悲劇，壹個選擇經濟改革而在政治改革面前踟躕不前的悲劇性路線，最終葬送了所有的改革者。這或許就是李克強的周年祭日裡，人們無限惋惜卻難以再說甚麼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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