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 35年后,打开"六四天安门"的时光胶囊
打开1989“天安门”的时光胶囊
据美国之音报道，“一些亲眼看见的人说，一个年轻人勇敢地冲过去，要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挡住坦克车，在千钧一发之际让别人拉了回来。”
这是1989年6月5日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我们找到了这期节目的录音带。
同样在这个图书馆，我们还找到了另一卷珍贵的录音。“现在士兵渐渐随着最后撤离的队伍压过来。纪念碑上已经完全是士兵了。还有几杆旗子在飘。民主女神像已经被拆掉，可能是被装甲车碾掉的，很多很多人哭了。”这是1989年6月3日晚至4日凌晨，中国军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武力清场时，最后一批撤离的示威者留下的声音。录音带全长60分钟，提供者据信来自当年中国人民大学的一名年轻教师。
1989“六四”惨案35年来，中国当局极力想要抹去这段历史。在信息铁幕的背后，今天，很多中国不知道“六四”。
但是历史没有被湮灭。
1989年，中国当局用机枪、坦克和装甲车血洗北京街头后不久，地球另一端，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开始建立档案，为中国现代史上这段重要而惨痛的历史存证。
宛如尘封的时光胶囊，这 29箱“天安门档案”承载着那个春夏之交的青春、热血、壮志未酬，也为当权者的残暴血腥留下无法抹杀的证据。
“他们是那样勇敢”
“现在我们的形势特别特别好，那些有良心的中国人支持我们！”
这是1989年4月19日北京大学“民主沙龙”的一段录音。
那是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去世的第四天。上万学生在新华门前静坐，提出重新评价胡耀邦功过是非、要求新闻自由等政治诉求。当晚，上千人将北大(专题)“三角地”围得水泄不通。
35年后，艾伦·裴新(Al Pessin)依然记得那些充满希望的年轻面庞。他是时任美国之音北京分社社长。
“他们并没有试图推翻共产党政府，他们仅仅想要一些变革。学生们满怀希望，认为会得到政府的积极回应。”他说。
那年夏天，美国之音记者于音(Betty Tsu)把录音机装进一个破旧的学生书包，蹬着租来的自行车，每天都到广场去。
“我觉得他们是那样勇敢。他们想要政府做出改变的那种热诚，那样的初衷，真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 她说。
但是裴新也指出，和世界各地很多的年轻学子一样，他们过分夸大了自己能取得的成果——真地认为可以占领天安门广场，和中共高层谈判，甚至可以从广场凯旋。
裴新说：“他们的诉求不可能被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所接受。这就变成了邓小平所说的‘动乱。而‘动乱’是邓小平最不能允许的。”
策划于密室的武力镇压
邓小平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决定用武力解决学运问题？六四镇压35年来，尽管不断有各种档案材料、亲历者回忆被挖掘，但是中国政治学者吴国光认为，世人远没有足够信息去了解这些内幕、黑幕。
吴国光说：“本来中国的政治制度就是一个黑匣子，高层的决策，我们很难了解它的内情，特别是这样非常重大的政治性决策。”
但是吴国光也指出，不管邓小平何时决定调兵，初衷为何，1989年的民主运动以那般惨烈收场，背后有一个无法否认的基本逻辑，即“邓小平作为中共专制实际上的最高领袖，对于民众要求改变政治制度、希望实现民主、法治和自由这一点是坚决不接受的，是不惜用武力来解决的。”
“是真枪，是真干了！”
1989年6月4日凌晨，家住北京虎坊桥的严歌苓听到枪响。她跑到楼下，马路上已经站了很多人。她随着枪声往和平门方向走。走了一半时，就看到有人用平板车拉着伤员一路跑。
“路灯不够亮，就看到那些人身体是黑的，就是血嘛，很暗的颜色，”她回忆。“大概四、五点钟吧，我就知道那个是真枪，是真干了。”
在铁道医院，她看到很多尸体。她悲伤至极，感觉像是走在一场梦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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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人说话啊，我想来说几句
据美国之音报道，“一些亲眼看见的人说，一个年轻人勇敢地冲过去，要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挡住坦克车，在千钧一发之际让别人拉了回来。”
这是1989年6月5日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我们找到了这期节目的录音带。
同样在这个图书馆，我们还找到了另一卷珍贵的录音。“现在士兵渐渐随着最后撤离的队伍压过来。纪念碑上已经完全是士兵了。还有几杆旗子在飘。民主女神像已经被拆掉，可能是被装甲车碾掉的，很多很多人哭了。”这是1989年6月3日晚至4日凌晨，中国军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武力清场时，最后一批撤离的示威者留下的声音。录音带全长60分钟，提供者据信来自当年中国人民大学的一名年轻教师。
1989“六四”惨案35年来，中国当局极力想要抹去这段历史。在信息铁幕的背后，今天，很多中国不知道“六四”。
但是历史没有被湮灭。
1989年，中国当局用机枪、坦克和装甲车血洗北京街头后不久，地球另一端，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开始建立档案，为中国现代史上这段重要而惨痛的历史存证。
宛如尘封的时光胶囊，这 29箱“天安门档案”承载着那个春夏之交的青春、热血、壮志未酬，也为当权者的残暴血腥留下无法抹杀的证据。
“他们是那样勇敢”
“现在我们的形势特别特别好，那些有良心的中国人支持我们！”
这是1989年4月19日北京大学“民主沙龙”的一段录音。
那是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去世的第四天。上万学生在新华门前静坐，提出重新评价胡耀邦功过是非、要求新闻自由等政治诉求。当晚，上千人将北大(专题)“三角地”围得水泄不通。
35年后，艾伦·裴新(Al Pessin)依然记得那些充满希望的年轻面庞。他是时任美国之音北京分社社长。
“他们并没有试图推翻共产党政府，他们仅仅想要一些变革。学生们满怀希望，认为会得到政府的积极回应。”他说。
那年夏天，美国之音记者于音(Betty Tsu)把录音机装进一个破旧的学生书包，蹬着租来的自行车，每天都到广场去。
“我觉得他们是那样勇敢。他们想要政府做出改变的那种热诚，那样的初衷，真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 她说。
但是裴新也指出，和世界各地很多的年轻学子一样，他们过分夸大了自己能取得的成果——真地认为可以占领天安门广场，和中共高层谈判，甚至可以从广场凯旋。
裴新说：“他们的诉求不可能被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所接受。这就变成了邓小平所说的‘动乱。而‘动乱’是邓小平最不能允许的。”
策划于密室的武力镇压
邓小平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决定用武力解决学运问题？六四镇压35年来，尽管不断有各种档案材料、亲历者回忆被挖掘，但是中国政治学者吴国光认为，世人远没有足够信息去了解这些内幕、黑幕。
吴国光说：“本来中国的政治制度就是一个黑匣子，高层的决策，我们很难了解它的内情，特别是这样非常重大的政治性决策。”
但是吴国光也指出，不管邓小平何时决定调兵，初衷为何，1989年的民主运动以那般惨烈收场，背后有一个无法否认的基本逻辑，即“邓小平作为中共专制实际上的最高领袖，对于民众要求改变政治制度、希望实现民主、法治和自由这一点是坚决不接受的，是不惜用武力来解决的。”
“是真枪，是真干了！”
1989年6月4日凌晨，家住北京虎坊桥的严歌苓听到枪响。她跑到楼下，马路上已经站了很多人。她随着枪声往和平门方向走。走了一半时，就看到有人用平板车拉着伤员一路跑。
“路灯不够亮，就看到那些人身体是黑的，就是血嘛，很暗的颜色，”她回忆。“大概四、五点钟吧，我就知道那个是真枪，是真干了。”
在铁道医院，她看到很多尸体。她悲伤至极，感觉像是走在一场梦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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