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強：再不解決這些就寸步難行
但是行政政策上沒有發生任何改變，2008年雖然提出了“居者有其所”，因為恰逢金融危機，於是就用各種方式來啟動中國經濟，又把它忽略掉了。
記者：為什麼說土地制度是主要矛盾？
任志強：我們現在可以看到的是招拍掛制度導致土地的天價，不管是租賃性住房，共有產權房，還是其他什麼房，仍然是競地價的。換句話說，政府從土地中獲得的收入，壹分錢都不少。今年壹季度土地價格爆漲，到4月份仍然是爆漲，這都說明了政府仍然希望從土地上拿到多的收益，而沒有想到它對市場產生什麼。
比如說共有產權房，我們查了已經賣出去的多個共有產權房案例，壹部分確實比市場價格低，但是很多案例顯示的是抬高市場的房價。換句話說，就是私人擁有的部分和政府擁有的部分變成全部價格的時候，高於周邊的贰手房房價，甚至高於周邊壹手房房價。
記者：最後這個成本會轉向哪裡？
任志強：這個成本壹定會轉向社會。政府表面上換了個好名聲，因為私人掏錢的比例和現有房價比，確實低了很多，很多人迫於經濟壓力沒有辦法，就用這種方法去解決居住，可是在實際利益上是受到損失的。
記者：只有房子的部分產權。
任志強：對，因為賣的時候只能拿到擁有產權部分的升值，剩余的升值都歸了政府，政府還可以有壹定的措施，按照壹定價格把你的那部分回收了。
所以嚴格說起來，土地制度問題導致了政府從炒地裡獲得更高的利益，進而推動了居民炒房。當政府炒地的時候，老百姓為什麼不炒房子呢？很明顯，如果我們所有的調控文件，第壹個應先控制政府的地價，可能房價問題就自然解決了。但是大家預期的未來還是政府炒地、居民炒房的結果，就是壹種惡性循環。至少到目前為止我們沒有看到任何解決的方法。
記者：有分析說，在整體風險比較高的情況下，對價格進行限制，初衷是用時間換空間，為長效機制出台贏得條件。
任志強：我不認為是。要從長效來說，抑制危機要先控制土地價格。把地板價格拔得很高，把天花板壓得很低，不可持續，這是最簡單的道理。
記者：地方政府對土地的依賴，確實也不是壹朝壹夕能夠剪除掉的。
任志強：也不表示你所說的這種議論是正確的，政府對土地財政有依賴是早就有的事情，不是今天才發生。所以很多地方政府在房價低的時候就拼命鼓吹，希望抬高房價，我們沒看見哪個政府說我故意要把房價打低的，否則為什麼要賣高價地呢？
記者：你提到亟待改革的第贰個重要問題是，低收入人群的居住需求應該用租賃方式保障而非財產保障，我們需要什麼樣的租賃市場？
任志強：建立什麼樣的租賃市場，這裡有巨大的差別，壹種租賃市場的建立就是我們現在提出的商品化租賃市場，另外壹種租賃市場應該是低收入人群的保障性租賃市場，這是兩個概念。
比如說北京市的長租房是用“競地價”的方式產生的，壹定不是保障性質的，壹定是市場商品化性質的，所以萬科的長租房遇到了很大的爭議，壹次性交拾年房租，180萬元才能租這個房。實際上用競地價的方式建立長租公寓，大大提高了租金標准。很多人可能根本就租不起。
所以保障的這部分要加強，不是建立商品化的租賃住房，而是由政府提供的、對無住房居民或者低收入居民進行壹個適度居住權的保障。當土地和保障這兩個問題不能同步解決的時候，所有人都只能擠到市場中來。不要說他炒房子，因為對最窮的人保障的都是財產權利，必須用購買的方式解決問題，與其花180萬租10年，還不如用這個錢買房子，買的話可能至少還有70年的權利，很難說這個租賃市場是能夠被社會普遍接受的。
大部分國家是把它分開的，低收入家庭的人不需要到市場中去買房子，同時，政府鼓勵建立低收入家庭租得起的租賃市場。很多發達國家，政府提供了壹部分保障房，這部分大概沒有超過20%的比例，但是租賃市場巨大，靠什麼呢？靠的是鼓勵私人住房進入租賃市場，比如有租房合作社，租房銀行等。德國租房合作社70%以上是私人的住房，日本也是。
比如說德國有空置稅，房子買了不住的話要收稅，要是把這個房子擱到合作社去租賃的話，減稅。壹正壹反兩個稅收政策讓租金降下來。所以用政府的辦法來扶持，租賃市場建得非常大。
我們現在提出的叫多主體，從來只有叁個主體，要麼是國家，要麼是機構，要麼是私人。而我們現在實際上砍掉了私人這部分，因為不准購買第贰、第叁套房，那就不可能用私人的力量去購買房產而變成租賃市場，這對整個制度來說是壹個重大的打擊。
[物價飛漲的時候 這樣省錢購物很爽]
好新聞沒人評論怎麼行，我來說幾句
記者：為什麼說土地制度是主要矛盾？
任志強：我們現在可以看到的是招拍掛制度導致土地的天價，不管是租賃性住房，共有產權房，還是其他什麼房，仍然是競地價的。換句話說，政府從土地中獲得的收入，壹分錢都不少。今年壹季度土地價格爆漲，到4月份仍然是爆漲，這都說明了政府仍然希望從土地上拿到多的收益，而沒有想到它對市場產生什麼。
比如說共有產權房，我們查了已經賣出去的多個共有產權房案例，壹部分確實比市場價格低，但是很多案例顯示的是抬高市場的房價。換句話說，就是私人擁有的部分和政府擁有的部分變成全部價格的時候，高於周邊的贰手房房價，甚至高於周邊壹手房房價。
記者：最後這個成本會轉向哪裡？
任志強：這個成本壹定會轉向社會。政府表面上換了個好名聲，因為私人掏錢的比例和現有房價比，確實低了很多，很多人迫於經濟壓力沒有辦法，就用這種方法去解決居住，可是在實際利益上是受到損失的。
記者：只有房子的部分產權。
任志強：對，因為賣的時候只能拿到擁有產權部分的升值，剩余的升值都歸了政府，政府還可以有壹定的措施，按照壹定價格把你的那部分回收了。
所以嚴格說起來，土地制度問題導致了政府從炒地裡獲得更高的利益，進而推動了居民炒房。當政府炒地的時候，老百姓為什麼不炒房子呢？很明顯，如果我們所有的調控文件，第壹個應先控制政府的地價，可能房價問題就自然解決了。但是大家預期的未來還是政府炒地、居民炒房的結果，就是壹種惡性循環。至少到目前為止我們沒有看到任何解決的方法。
記者：有分析說，在整體風險比較高的情況下，對價格進行限制，初衷是用時間換空間，為長效機制出台贏得條件。
任志強：我不認為是。要從長效來說，抑制危機要先控制土地價格。把地板價格拔得很高，把天花板壓得很低，不可持續，這是最簡單的道理。
記者：地方政府對土地的依賴，確實也不是壹朝壹夕能夠剪除掉的。
任志強：也不表示你所說的這種議論是正確的，政府對土地財政有依賴是早就有的事情，不是今天才發生。所以很多地方政府在房價低的時候就拼命鼓吹，希望抬高房價，我們沒看見哪個政府說我故意要把房價打低的，否則為什麼要賣高價地呢？
記者：你提到亟待改革的第贰個重要問題是，低收入人群的居住需求應該用租賃方式保障而非財產保障，我們需要什麼樣的租賃市場？
任志強：建立什麼樣的租賃市場，這裡有巨大的差別，壹種租賃市場的建立就是我們現在提出的商品化租賃市場，另外壹種租賃市場應該是低收入人群的保障性租賃市場，這是兩個概念。
比如說北京市的長租房是用“競地價”的方式產生的，壹定不是保障性質的，壹定是市場商品化性質的，所以萬科的長租房遇到了很大的爭議，壹次性交拾年房租，180萬元才能租這個房。實際上用競地價的方式建立長租公寓，大大提高了租金標准。很多人可能根本就租不起。
所以保障的這部分要加強，不是建立商品化的租賃住房，而是由政府提供的、對無住房居民或者低收入居民進行壹個適度居住權的保障。當土地和保障這兩個問題不能同步解決的時候，所有人都只能擠到市場中來。不要說他炒房子，因為對最窮的人保障的都是財產權利，必須用購買的方式解決問題，與其花180萬租10年，還不如用這個錢買房子，買的話可能至少還有70年的權利，很難說這個租賃市場是能夠被社會普遍接受的。
大部分國家是把它分開的，低收入家庭的人不需要到市場中去買房子，同時，政府鼓勵建立低收入家庭租得起的租賃市場。很多發達國家，政府提供了壹部分保障房，這部分大概沒有超過20%的比例，但是租賃市場巨大，靠什麼呢？靠的是鼓勵私人住房進入租賃市場，比如有租房合作社，租房銀行等。德國租房合作社70%以上是私人的住房，日本也是。
比如說德國有空置稅，房子買了不住的話要收稅，要是把這個房子擱到合作社去租賃的話，減稅。壹正壹反兩個稅收政策讓租金降下來。所以用政府的辦法來扶持，租賃市場建得非常大。
我們現在提出的叫多主體，從來只有叁個主體，要麼是國家，要麼是機構，要麼是私人。而我們現在實際上砍掉了私人這部分，因為不准購買第贰、第叁套房，那就不可能用私人的力量去購買房產而變成租賃市場，這對整個制度來說是壹個重大的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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