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高校老师封城日记 煎熬中生活

  


  武汉黄鹤楼和长江大桥(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熊琦/图)

  我所在的学校也开始研究在线教学的工作。我所在的学院,在新学期的第一周涉及209门课程、158名老师和4000多名学生。最后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100%的课程如期开启了网络教学。身处疫情重灾区的老师们能克服重重困难,把课程开起来,对学生对接起来,让孩子们在家仍然可以不间断学习,本身就是一个壮举。我记得在当天的朋友圈中,我写下了一段比较动情的话:“此时此刻此人此事,不停课的意义,早已超过了上课本身。这是乐观,这是坚强,这也是担当,为咱们同事们点赞。”

  我在武汉,这是一座有千万人口的城市。截至2019年末,武汉市户籍人口908.35万人,流动人口510.30万人。人多,是我在武汉这么多年最大的感受。从到武汉求学,再到成家立业,这个感受从没改变过。马路上,川流不息的车流,熙熙攘攘的人群,是每天不变的场景。在前几年武汉“大修路”时代,堵车可以让人绝望。甚至有人将武汉城市口号“武汉,每天不一样”,改成了“武汉,每天不一样的堵”。所以,我从没想过“人迹罕至”的武汉街头是什么样子,就跟我从没想过会以这种方式度过春节和寒假一样。

  封城

  1月23日,农历腊月二十九,除夕夜的前一天。七点,我还没起床,就听到坐在客厅的老婆一声叹息“到底是封城了”。说实在话,我对封城第一反应不是很强烈。因为我也没打算春节期间离开武汉。本来几位业内同行约着2月初在海南有一个小会,但是自从看到国家卫健委专家“武汉人尽量不离开武汉”的建议之后,我就主动退了机票,决定响应号召哪都不去。

  所以,当我23号听到“封城”消息的时候,没有觉得会对我产生什么影响。等起床之后,就收到了香港和北京朋友的微信,他们以自身的经验告诉我“尽快去超市买食物”。他们的提醒是对的,早餐之后我直接去了超市。到超市的时候,还没开门,不过在门口碰到了几个跟我一样的人:脸上戴着口罩,手上提着袋子。超市里面人不多,商品还是比较丰富。

  只是听超市销售员在聊天,他们在担心,城市公交系统停了之后上班的交通怎么办。我想,当时大多数人跟我一样,对于疫情只是有些担心,担心的是钟南山院士说了“人传人”,但是武汉市卫健委和一些专家不是总在说“可防可控么”?甚至高福院士还说“小孩和年轻人是不易感人群”。我想自己还算年轻,应该还好吧。加上自己从不吃野味,也从未去过华南海鲜城,那种神秘的肺炎应该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吧?不过,当时有点担心家里的老人,电话他们赶紧去买点吃的,尽量买一些可以放置时间长一点的菜,例如土豆、大白菜。一番大采购之后,望着满冰箱的食物,满阳台的白菜、萝卜、土豆还有菜薹,心里还是踏实的,毕竟我们一家可以在家里“不愁吃喝”。


  煎熬

  1月24日,除夕。从手机里面看到了越来越多的消息,我感觉到这个新型肺炎的蔓延已经很厉害了。我取消了去父母那里吃饭的计划,决定就在家里做一餐年饭。就这样,我们一家三代八口人,在三个地方以“分散突围”的方式吃了己亥年的最后一餐饭。尽管没能一起吃饭,但是我们也是幸运的,毕竟我们没有在那个时候去医院“等床位”。

  各种自媒体传出了很多以前觉得不可思议的消息,医院被挤爆了,面对病毒,病人和家属都心急如焚,医生们居然没有防护设施,接近“裸奔”的救治病人。武汉的几个大医院都发出了“求援信息”,请求社会捐赠口罩和防护服。视频里面,我看了“水泄不通”的场景,那是病人们挤在医院求诊。

  简单吃完晚饭之后,我们一家四口坐在电视机前面看“春晚”。在电视里欢乐气氛烘托之下,武汉无疑处于另一个世界。从后来的很多消息来看,那天晚上很多家庭都在经受煎熬。或许,只有在武汉身临其境,才能真正品味方方的那句话“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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