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妈] 拼爹与推娃 收入差距造就虎妈盛行
齐利博蒂：
当我们用经济学来解释问题时，我们一般假设人们都有想要达成的目标。经济学大多数时候在解释，比方说，工厂怎么最大化自己的利润。但在这里，我们研究的对象是父母。对父母来说，最重要的不是钱。我们假设父母都爱自己的孩子，他们的目标是让孩子开心。在这种情况中，金钱则是父母实现这个目标的限制。重点在于，想获得一个快乐的孩子有不同的方式，因为人生很漫长，不同人根据自己的期望，来选择把精力投入在童年教育，还是在年纪稍长以后。
新京报：
《爱、金钱和孩子》当中有大量的数据分析，却是从作者的个人经历开始谈起的。个人经验对你的研究有什么帮助？
齐利博蒂：
这本书既包含了数据样本，也容纳了个人体验。仅凭个人体验是无法充分论证观点的，因为社会经验因人而异。数据样本覆盖了多数群体，但它的问题在于数据样本有时候是浮于表面的，我们很难通过数据了解个体的具体情况。同时，使用两种资料，让我的研究兼备了深度和广度。而且，这两种方法得出的结论在大体上是一致的。有些时候，人们会批评经济学家只会盯着死板的数据，这里我做了不同的尝试。
新京报：
虽然你没有在中国生活过，但我听闻你对中国很熟悉，每年都会来中国两三次。同时，你也在欧洲多个国家居住过。在家长的育儿观上，中国和欧洲的最大差异是什么？
齐利博蒂：
是的，我有一个20岁的女儿，她出生于瑞典。我们一家在瑞典、英国、瑞士居住过。另外，我是意大利裔，我的夫人来自于西班牙，所以我们也和其他欧洲国家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我来过中国很多次，实际上中国的经济增长就是我的研究课题之一。由于这个原因，我也和不少中国父母打过交道。
欧洲国家和中国的家长，最明显的区别在于双方在教育上付出的努力。特别是，在孩子很小的时候，中国父母就在考虑住在哪里，送孩子去哪所学校，等等。我在这当中看到了中国父母付出的巨大努力，但也感受到了家长们的焦虑情绪。
相比而言，欧洲尤其是北欧国家的家庭教育更加放松，父母想让孩子拥有更快乐的童年。在这里，我想要澄清一点，我们的重点不在于讨论中国家长是不是好父母。我们相信全天下的父母都爱孩子，而生活的环境不同导致了两者间的差异。
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Fabrizio Zilibotti），耶鲁大学国际和发展经济学教授，清华大学访问学者
新京报：
“虎妈”和“直升机父母”在育儿方式上有哪些特点？
齐利博蒂：
“直升机父母”和“虎妈”都是当下流行的话题，但两者的定义也不完全相同。“直升机父母”时刻想要关注和影响孩子日常生活的每一个方面。“虎妈”则是那些非常用力“推娃”的母亲。我们的研究把这两者都归类为密集型（intensive）的育儿方式。
此外，我们也研究了上世纪70年代以来育儿方式的演变过程，区分了三种历史上的形态：专断型父母、权威型父母和放任型父母。密集型的育儿方式更接近于权威型父母，这类家长在“推娃”时采用理性的说服方式，而不是强制的命令口吻。权威型父母属于曾经的一代，而密集型的育儿方式拥有当代特有的属性。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为了让孩子在学校获得更好的成绩，当下的家长在教育上投入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在美国，权威型父母（Authoritative）的孩子相比另外几种类型的育儿方式进入大学的几率更高。资料来源于《爱、金钱和孩子》（Love、Money and Parenting）。
新京报：
你在书中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观点，如今“虎妈”盛行，部分上归咎于全球贫富分化现象的加剧。育儿观念为什么和经济走势有关系？你能向读者解释一下吗？
齐利博蒂：
在上世纪60、70年代的西欧和美国，经济不平等的指标是比较低的。实际上，那时候可能是经济发展最平等的年代。那时的父母大多采取放任型的育儿方式。在我的童年记忆里，父母不太管孩子在做什么事。我小的时候经常闲逛一下午，晚饭时再出现在餐桌前。父母会了解我在学校的成绩，但并不要求我必须是班上最好的学生，这在那个年代很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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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新闻没人评论怎么行，我来说几句
当我们用经济学来解释问题时，我们一般假设人们都有想要达成的目标。经济学大多数时候在解释，比方说，工厂怎么最大化自己的利润。但在这里，我们研究的对象是父母。对父母来说，最重要的不是钱。我们假设父母都爱自己的孩子，他们的目标是让孩子开心。在这种情况中，金钱则是父母实现这个目标的限制。重点在于，想获得一个快乐的孩子有不同的方式，因为人生很漫长，不同人根据自己的期望，来选择把精力投入在童年教育，还是在年纪稍长以后。
新京报：
《爱、金钱和孩子》当中有大量的数据分析，却是从作者的个人经历开始谈起的。个人经验对你的研究有什么帮助？
齐利博蒂：
这本书既包含了数据样本，也容纳了个人体验。仅凭个人体验是无法充分论证观点的，因为社会经验因人而异。数据样本覆盖了多数群体，但它的问题在于数据样本有时候是浮于表面的，我们很难通过数据了解个体的具体情况。同时，使用两种资料，让我的研究兼备了深度和广度。而且，这两种方法得出的结论在大体上是一致的。有些时候，人们会批评经济学家只会盯着死板的数据，这里我做了不同的尝试。
新京报：
虽然你没有在中国生活过，但我听闻你对中国很熟悉，每年都会来中国两三次。同时，你也在欧洲多个国家居住过。在家长的育儿观上，中国和欧洲的最大差异是什么？
齐利博蒂：
是的，我有一个20岁的女儿，她出生于瑞典。我们一家在瑞典、英国、瑞士居住过。另外，我是意大利裔，我的夫人来自于西班牙，所以我们也和其他欧洲国家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我来过中国很多次，实际上中国的经济增长就是我的研究课题之一。由于这个原因，我也和不少中国父母打过交道。
欧洲国家和中国的家长，最明显的区别在于双方在教育上付出的努力。特别是，在孩子很小的时候，中国父母就在考虑住在哪里，送孩子去哪所学校，等等。我在这当中看到了中国父母付出的巨大努力，但也感受到了家长们的焦虑情绪。
相比而言，欧洲尤其是北欧国家的家庭教育更加放松，父母想让孩子拥有更快乐的童年。在这里，我想要澄清一点，我们的重点不在于讨论中国家长是不是好父母。我们相信全天下的父母都爱孩子，而生活的环境不同导致了两者间的差异。
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Fabrizio Zilibotti），耶鲁大学国际和发展经济学教授，清华大学访问学者
新京报：
“虎妈”和“直升机父母”在育儿方式上有哪些特点？
齐利博蒂：
“直升机父母”和“虎妈”都是当下流行的话题，但两者的定义也不完全相同。“直升机父母”时刻想要关注和影响孩子日常生活的每一个方面。“虎妈”则是那些非常用力“推娃”的母亲。我们的研究把这两者都归类为密集型（intensive）的育儿方式。
此外，我们也研究了上世纪70年代以来育儿方式的演变过程，区分了三种历史上的形态：专断型父母、权威型父母和放任型父母。密集型的育儿方式更接近于权威型父母，这类家长在“推娃”时采用理性的说服方式，而不是强制的命令口吻。权威型父母属于曾经的一代，而密集型的育儿方式拥有当代特有的属性。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为了让孩子在学校获得更好的成绩，当下的家长在教育上投入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在美国，权威型父母（Authoritative）的孩子相比另外几种类型的育儿方式进入大学的几率更高。资料来源于《爱、金钱和孩子》（Love、Money and Parenting）。
新京报：
你在书中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观点，如今“虎妈”盛行，部分上归咎于全球贫富分化现象的加剧。育儿观念为什么和经济走势有关系？你能向读者解释一下吗？
齐利博蒂：
在上世纪60、70年代的西欧和美国，经济不平等的指标是比较低的。实际上，那时候可能是经济发展最平等的年代。那时的父母大多采取放任型的育儿方式。在我的童年记忆里，父母不太管孩子在做什么事。我小的时候经常闲逛一下午，晚饭时再出现在餐桌前。父母会了解我在学校的成绩，但并不要求我必须是班上最好的学生，这在那个年代很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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