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妈] 耶鲁虎妈另一种读法 狐狸还是刺猬？
但这原本就是蔡教授对虎妈角色的人设，理解了这一点，我们为何对这位成功人士如此苛责呢？说到底，
在很多方面，她只是比我们这些人做得更到位，说得更透彻，要是我们因此而对虎妈有所保留，岂不是五十步笑百步？
让我先从《虎妈的战歌》（以下简称“《战歌》”）开始，再一本本给蔡美儿教授算算账。《战歌》之所以引爆全球书市，当然要归功于它的姿态鲜明，走在政治“不正确”的路线上，却还能如此理直气壮。一个出版上的细节，也许主要是商业操作的手法，对这本书风行全球可以说功不可没。在《战歌》面市前夕，《华尔街日报》刊发了虎妈的头条文章《为什么中国妈妈更好？》[4]，这样的观点当年一抛出，全美一片哗然，由此引发的争议成功地将随即出版的《战歌》推到舆论的风口。就如同现在要想方设法来它几篇十万加，才是商业成功的必由套路。同这篇先期放出的宣传文相比，印在《战歌》书封上的一段剧透文字，却有意识地保持某种文化中立的姿态，读起来只落个暧昧不明的印象：“这个故事，关系着一位母亲、两个女儿，以及她们的两条狗。原本，故事意在讲述，为什么中国家长在养育孩子上要优于西方父母。但最终成书，它却围绕着一场文化之间的剧烈冲突，光荣的滋味转瞬即逝，而我却被13岁的女儿所挫败。”
《战歌》既然如此唱响，那么母女之间的对抗就发生在文明冲突的语境内，要宣扬中国为人父母者的教养方式，蔡教授就要制造出中西之间非此即彼的对立，比方说，“西方父母尊重孩子们的个性，鼓励他们追求发自内心的热爱，支持他们的选择……与之形成对照（by contrast），中国式父母相信，保护孩子的最好办法就是让他们面对未来做好准备，让他们发现自身之所能，为他们武装上技能、工作习惯以及内在的自信”[5]。这种在中西方之间反复不断的“by contrast”，正是支撑起《战歌》情节不断延伸以及矛盾激化的逻辑主线。在蔡教授笔下，虎妈的教育方式是一体两面的，一方面刻画着中国父母的家长作风，另一方面则是，非虎妈者，即西方父母也，这种为了冲突而冲突的中西脸谱刻画，当然难以经得起硬社会科学的检验。书之将末，虎妈又一次挑逗西方读者的神经：“我不愿意屈从西式的社会规范，虽然政治正确，但却是如此愚蠢，而且在历史上也从未扎根……非要说，我认为美国国父们怀有中国的价值观（America’s Founding Fathers had Chinese values）。”[6]凡是虎妈做派的，就都是中国的，虎妈之粗暴是如此刻意，在中西方之间乱点鸳鸯谱，西方读者不反弹才怪！
但为何中国读者也不买账？现有一位耶鲁法学院教授在西方兜售中国教育之道，何妨把虎妈也算在中国模式的阵营内，得来全不费功夫呢？为什么非要说不呢？打量一下蔡教授，再读一读《战歌》第四章“蔡氏家族（The Chuas）”，读者大概会有发自内心的质疑或困惑：凭你也能叫中国妈妈？看这位蔡姓女士，出生在美国，父母及其家族都生活在菲律宾，要往前数好几代，祖上才是中国东南沿海福建省的客家人，嫁了个犹太男人，生了两个混血女儿，若是在西方也罢，蔡教授有着黄皮肤和黑眼睛，但《战歌》漂洋过海来，面对中国读者，虎妈何以主张我是一个中国人，我之所为，就是中国育儿之道呢？
这个问题在这里提出，并不是要刁难虎妈。想想看，《战歌》在书封上即有开门见山的交待，本书的主角是“一位母亲、两个女儿，以及她们的两条狗”，这里的“两条狗”是什么鬼，要是问一下中国人，那么他们必定会问，爸爸去哪儿啦？这种讲故事的方法，真的是中国的吗？还是首先要迎合这本书从一开始就要诉诸的西方读者，因此不过是东方主义的又一次营销而已？
若是继续揣摩不满者的心理，恐怕还不仅如此。追溯《战歌》问世时，虽然只是短短七年之前，但虎妈的读者当年就心态而言，却仍停留在上一个时代的尾巴上。那些年，我们的中产阶级父母正在乐此不疲地学习西式教育，以之安排自己的育儿之道，他们憎恨之所向，以及媒体火力所要全力绞杀的，正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基础教育。据称，这种以高考为最终检验标准的教育体制只会培养出高分的低能儿，家长要是有本事，就要让自己的孩子逃离高考—到美国去！虎妈在中国的第一波读者，基本上也就是这些做着美国梦的中国中产父母。他们唯某种西式教育理念马首是瞻，正像模像样地推行着以快乐为本的教育，也因此，虎妈战歌唱得越响亮，读者心里也就越嘀咕，因为她在书中的每一次胜利都是对读者三观的一次打击。
想一想《战歌》的中文版：《我在美国做妈妈：耶鲁法学院教授的育儿经》[7]，从“虎妈的战歌”改为“我在美国做妈妈”，国内出版商做了用心良苦的改动，看似出入不大，但整本书的要旨却被改头换面，原本是在西方宣讲中国妈妈的管教之道，中文版却成为了美国精英的育儿经，虎妈的中国身份在中文版的书名中早已消失无踪。据说蔡教授因此对这一版大为不满，身为耶鲁教授以及曾经的哈佛学子，她当然不愿意看到自己被改头换面，也不相信自己的作品非要被包装成“哈佛女生”才能卖得动。但在商言商，《我在美国做妈妈》在2011年显然更能打动人心，让中产父母心甘情愿地为之买单，看一看耶鲁法学院的教授是如何（相夫）教女的。时至今日，我们也许可以说，《战歌》这本书来得早了一些，现如今的中产父母都是“虎妈”了，他们当年对虎妈表示呵呵时，很难想到会有今天。《虎妈的战歌》在中国是一本属于2018年及以后的书，时间还给虎妈一个公道，而历史的进程也让曾自以为是的中产家长尝到伤筋动骨的教训。原来，他们从来没有掌握文化的领导权，只是随波飘摇的海草而已，不到十年的时间，他们就从快乐的素质教育理念消费者，被社会现实逼迫成中国的虎妈虎爸，那些当年向他们兜售快乐教育的人，现在转而贩卖焦虑，做的都是一本万利的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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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人说话啊，我想来说几句
在很多方面，她只是比我们这些人做得更到位，说得更透彻，要是我们因此而对虎妈有所保留，岂不是五十步笑百步？
让我先从《虎妈的战歌》（以下简称“《战歌》”）开始，再一本本给蔡美儿教授算算账。《战歌》之所以引爆全球书市，当然要归功于它的姿态鲜明，走在政治“不正确”的路线上，却还能如此理直气壮。一个出版上的细节，也许主要是商业操作的手法，对这本书风行全球可以说功不可没。在《战歌》面市前夕，《华尔街日报》刊发了虎妈的头条文章《为什么中国妈妈更好？》[4]，这样的观点当年一抛出，全美一片哗然，由此引发的争议成功地将随即出版的《战歌》推到舆论的风口。就如同现在要想方设法来它几篇十万加，才是商业成功的必由套路。同这篇先期放出的宣传文相比，印在《战歌》书封上的一段剧透文字，却有意识地保持某种文化中立的姿态，读起来只落个暧昧不明的印象：“这个故事，关系着一位母亲、两个女儿，以及她们的两条狗。原本，故事意在讲述，为什么中国家长在养育孩子上要优于西方父母。但最终成书，它却围绕着一场文化之间的剧烈冲突，光荣的滋味转瞬即逝，而我却被13岁的女儿所挫败。”
《战歌》既然如此唱响，那么母女之间的对抗就发生在文明冲突的语境内，要宣扬中国为人父母者的教养方式，蔡教授就要制造出中西之间非此即彼的对立，比方说，“西方父母尊重孩子们的个性，鼓励他们追求发自内心的热爱，支持他们的选择……与之形成对照（by contrast），中国式父母相信，保护孩子的最好办法就是让他们面对未来做好准备，让他们发现自身之所能，为他们武装上技能、工作习惯以及内在的自信”[5]。这种在中西方之间反复不断的“by contrast”，正是支撑起《战歌》情节不断延伸以及矛盾激化的逻辑主线。在蔡教授笔下，虎妈的教育方式是一体两面的，一方面刻画着中国父母的家长作风，另一方面则是，非虎妈者，即西方父母也，这种为了冲突而冲突的中西脸谱刻画，当然难以经得起硬社会科学的检验。书之将末，虎妈又一次挑逗西方读者的神经：“我不愿意屈从西式的社会规范，虽然政治正确，但却是如此愚蠢，而且在历史上也从未扎根……非要说，我认为美国国父们怀有中国的价值观（America’s Founding Fathers had Chinese values）。”[6]凡是虎妈做派的，就都是中国的，虎妈之粗暴是如此刻意，在中西方之间乱点鸳鸯谱，西方读者不反弹才怪！
但为何中国读者也不买账？现有一位耶鲁法学院教授在西方兜售中国教育之道，何妨把虎妈也算在中国模式的阵营内，得来全不费功夫呢？为什么非要说不呢？打量一下蔡教授，再读一读《战歌》第四章“蔡氏家族（The Chuas）”，读者大概会有发自内心的质疑或困惑：凭你也能叫中国妈妈？看这位蔡姓女士，出生在美国，父母及其家族都生活在菲律宾，要往前数好几代，祖上才是中国东南沿海福建省的客家人，嫁了个犹太男人，生了两个混血女儿，若是在西方也罢，蔡教授有着黄皮肤和黑眼睛，但《战歌》漂洋过海来，面对中国读者，虎妈何以主张我是一个中国人，我之所为，就是中国育儿之道呢？
这个问题在这里提出，并不是要刁难虎妈。想想看，《战歌》在书封上即有开门见山的交待，本书的主角是“一位母亲、两个女儿，以及她们的两条狗”，这里的“两条狗”是什么鬼，要是问一下中国人，那么他们必定会问，爸爸去哪儿啦？这种讲故事的方法，真的是中国的吗？还是首先要迎合这本书从一开始就要诉诸的西方读者，因此不过是东方主义的又一次营销而已？
若是继续揣摩不满者的心理，恐怕还不仅如此。追溯《战歌》问世时，虽然只是短短七年之前，但虎妈的读者当年就心态而言，却仍停留在上一个时代的尾巴上。那些年，我们的中产阶级父母正在乐此不疲地学习西式教育，以之安排自己的育儿之道，他们憎恨之所向，以及媒体火力所要全力绞杀的，正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基础教育。据称，这种以高考为最终检验标准的教育体制只会培养出高分的低能儿，家长要是有本事，就要让自己的孩子逃离高考—到美国去！虎妈在中国的第一波读者，基本上也就是这些做着美国梦的中国中产父母。他们唯某种西式教育理念马首是瞻，正像模像样地推行着以快乐为本的教育，也因此，虎妈战歌唱得越响亮，读者心里也就越嘀咕，因为她在书中的每一次胜利都是对读者三观的一次打击。
想一想《战歌》的中文版：《我在美国做妈妈：耶鲁法学院教授的育儿经》[7]，从“虎妈的战歌”改为“我在美国做妈妈”，国内出版商做了用心良苦的改动，看似出入不大，但整本书的要旨却被改头换面，原本是在西方宣讲中国妈妈的管教之道，中文版却成为了美国精英的育儿经，虎妈的中国身份在中文版的书名中早已消失无踪。据说蔡教授因此对这一版大为不满，身为耶鲁教授以及曾经的哈佛学子，她当然不愿意看到自己被改头换面，也不相信自己的作品非要被包装成“哈佛女生”才能卖得动。但在商言商，《我在美国做妈妈》在2011年显然更能打动人心，让中产父母心甘情愿地为之买单，看一看耶鲁法学院的教授是如何（相夫）教女的。时至今日，我们也许可以说，《战歌》这本书来得早了一些，现如今的中产父母都是“虎妈”了，他们当年对虎妈表示呵呵时，很难想到会有今天。《虎妈的战歌》在中国是一本属于2018年及以后的书，时间还给虎妈一个公道，而历史的进程也让曾自以为是的中产家长尝到伤筋动骨的教训。原来，他们从来没有掌握文化的领导权，只是随波飘摇的海草而已，不到十年的时间，他们就从快乐的素质教育理念消费者，被社会现实逼迫成中国的虎妈虎爸，那些当年向他们兜售快乐教育的人，现在转而贩卖焦虑，做的都是一本万利的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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