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親歷的鄧同學被約談事件

  4月7日深夜00:57分,我從宿舍出發,前往理科壹號樓,想看看能不能幫忙把被約談的鄧同學帶回宿舍。


  4月8日凌晨4點前後,在叁拾多位同學結束了和數院黨委副書記等4位‌‌“輔導員‌‌”的‌‌“交流‌‌”後,我回到宿舍,上床睡覺。

  在我睡醒後,數院果然按照在場同學提出的要求,將事件過程記錄並發布了出來。不過,由於數院的聲明對我的所見所聞僅僅簡單涉及,所以我想從學生參與者的視角,給大家提供更多信息。

  在我看來,數院提供的說明弱化了我們‌‌“交流‌‌”或‌‌“談判‌‌”後達成的壹些重要結果,這是比較遺憾的。

  在前往理科壹號樓前,我猶豫了大約拾分鍾,思考了這樣壹些問題:

  鄧同學申請信息公開,並將這壹申請提前發到網絡上,引起廣泛關注。這壹行為是否合理?我的回答是:行為合理,應該得到支持。

  因為:如果單獨壹個人悄悄提交了信息公開申請,得到回復的可能性很低。在我的印象中,北大事務的不透明程度是相對高的。要求公開的學生多了,信息公開的壓力就會增大。所以他行為是合理的。

  鄧同學的行為是否應該得到支持?我的回答是:應該得到支持。

  因為:公開個人身份,要求學校答復,本身就帶有許多不可控的風險。現在又被約談至凌晨,更說明這種風險是存在的。既然他冒了巨大風險,又做了壹件合理的、大家都可能從中受益的事情,那麼我就應該支持他。(當然,我此前就認識鄧同學也是壹個很重要的原因。)

  我去到約談現場,有沒有實際幫助?我的回答是:弄明白實際情況是必要的,此外,我還需要理性辯論,說明學院工作人員將我的同學留至深夜是不正常的。人多力量大,如果我去了,這更有利於鄧同學盡快回來睡覺。

  如果我去理科壹號樓,會不會給我帶來嚴重後果?我的回答是:推動理性協商,冷靜對話,壹般不會有不好的後果。另外,作為北大學生,太過活在自己的小天地裡恐怕是不好的。

  想明白後,我就邀請舍友同去。舍友對此事也很關心,但對前往現場有些推脫。我於是發消息給壹個認識鄧同學的朋友,他答應同去,此時剛好是00:57分。

  贰

  我到達鄧同學被約談的教室時,現場已經有拾多人。後來又有學生陸續趕來,站滿了整個教室。我粗略估計,到場的學生數量應該在35人左右,後來的壹些人就壹直在樓道裡等著。


  教室裡有叁位老師,都是專門來約談鄧同學的。

  我壹到,就聽到壹位同學問壹位老師(後來知道他是數院黨委副書記):‌‌“老師,您找宇昊到底什麼事呀?‌‌”這位老師說:‌‌“我想待會你們還會吃夜宵,現在我們找宇昊來什麼事,你們居然還不知道?‌‌”

  我以為接下來會繼續談到底找宇昊什麼事,不過壹位年輕老師表示,他不會給我們解釋這個。他說:‌‌“我們的工作,是不是要給這麼多同學做壹個交代?這個事情,我們沒有必要去給大家做解釋。你們希望宇昊繼續跟我們談,那麼大家就出去。如果你們來就要帶走宇昊,那你們現在就出去吧。‌‌”

  後來,這位年輕老師又明確說:‌‌“對於工作本身,我們不做評價,我們不做解釋。‌‌”

  我聽到這裡,已經很困了,所以我想那不然就離開吧?但有馬上同學問到,如果我們走了,那你們以後還會約談宇昊嗎?還會把宇昊約談到深夜不給回去嗎?還有同學又說,那我們所有的同學,是不是都可以隨意被約談到深夜?‌‌“我覺得我們隨時會被約談到深夜,還不能回去,我感到很恐慌。‌‌”‌‌“我們不希望也遭到這樣的對待,你能不能解釋壹下原因。‌‌”

  但老師沒有給出明確回答,還說具體原因要宇昊來談,宇昊說需要老師先解釋壹下,我再解釋壹下。但老師於是又去講了別的問題,沒有回答原因。宇昊後來便說:‌‌“(原因是)老師讓我刪帖,我聯系公號後台,公號後台暫時沒有回復,老師就讓我在這裡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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