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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听与逮捕 大陆采访惊险故事很多
监听与逮捕 大陆采访惊险故事很多监听与逮捕 大陆采访惊险故事很多
1990年代，赖锦宏（右）在福建省福州市与时任福建省领导人的习近平会面。现在的习近平已成为中共国家主席。
1987年9月，台湾记者徐璐、李永得以探亲名义绕道日本赴大陆采访，拉开两岸新闻交流序章；1990年代，台湾记者赴大陆采访由短期转为常驻，开启谍对谍的惊险有趣新故事。
在90年代，虽然台湾记者已可经由申请赴大陆采访，但两岸间的敌对状态仍旧持续，跟监、监听如影随形；早期台湾记者赴大陆采访，必须住在大陆政府当局指定的饭店，背后不言明的目的是便于监控，而电话侧录是标准规格，电话中神秘的“答答”声，更是驻点记者的共同记忆。
当时在北京驻点，电脑、电话都要随身携带，因为曾有记者出门回房后，竟发现电脑“螺丝松了”，拆开发现动手脚的痕迹。
至于隐藏在饭店墙内的摄影或监听器，也是公开的秘密，曾有记者行前在台湾购买侦测设备，带到饭店一扫，果然有问题，但苦于没有方法取出，只能“望墙兴叹”。
处在被监视的环境下，接触敏感人士就变得更加困难。1994年3月，天安门母亲丁子霖与她的丈夫蒋培坤等人，连署发表“为改善我国人权状态呼吁”公开信，引来当局的打压与监控。
联合报记者赖锦宏当时前往丁子霖家采访，到了现场，丁子霖家外已经分布了不少国家安全保卫大队人员，在采访时，落地窗外就是四处踱步张望的国保人员。
鉴于形势有点紧张，采访完后、蒋培坤坚持要送赖锦宏到巷子口，走到一半，前方出现一台黑色轿车挡住去路，两人察觉不对要往回走，后头又一辆轿车停下包夹。
几个国保人员下车，一阵推挤后，奋力阻止的蒋培坤被推倒在地，赖锦宏遭人按住双臂塞进车里，被套上黑头套载走。
这辆车把他载到人民大学一间满是灰尘、堆满杂物的仓库，之后就是长达6个半小时的反覆讯问，赖锦宏说：“这让我之后看谍报片，都很有感触。”
当天同样因采访丁子霖遭带走的日本与美国记者，则在大陆安全人员面前拿出护照，并未遭到太多刁难，经历6个多小时讯问的赖锦宏，在获释之后回到台北，但从此被列进“黑名单”。
因多次申请驻点大陆遭拒，待“解禁”后重回大陆驻点；赖锦宏透露说，有很长一段时间，总觉得身后跟着车或人，有如他的影子。
有一次，他约了受访者在咖啡厅见面，冬季的北京下着大雪，马路上几乎没什么行人，只有他的跟监者在外头冒着风雪不停跺脚呵气，“我探头出去问他，要不要进来暖活暖活，他瞪了我一眼就走了。”
多年后，类似的经验成为茶余饭后的故事，有时引人一笑。却也映照出当年赴大陆采访记者的艰辛，至今天，监听的疑虑仍如影随形，驻点记者常有被国保请去“喝咖啡”的例子，但碍于媒体传播愈来愈发达，大陆当局强行逮捕境外记者的情况，已是愈来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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